这样的规模能成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收入群体吗?!所以，高低收入差距一定会比55倍还要高很多。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还存在很多争论。参见张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民主、效率与稳定》，《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006年"宪政"概念从政治上解禁后，江平、胡星斗较早提出"宪政社会主义"。例如，党代会或党中央全会之后，都会出现较多诠释性的成果。[56]二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自下而上的方式强调参与式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不论是马立诚所谓八种思潮(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想、新左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总结[3]，还是高全喜所谓的五种民主政治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自由民主理论、左派激进民主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的归纳[4]，亦或是郭道晖对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毛泽东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新左派、狭隘民族主义、新盛世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述评 [5]。
在中央政策出台及形成全党、全国共识之前，政治精英的权衡、学界讨论、草根呼声将会有一个激烈的互动博弈过程。[8]关于三十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学界还有二、三、四、五阶段等不同的认识。苏州的发展，完全依仗开发区的出口加工业的发展。
事实上，即使是要保增长，政府投资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上一轮投资热潮已经留下来10万亿元的政府债务，这一轮不知又会增加多少呢？其二是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但是，过去几年的情况表明，房地产价格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调控而出现大的松动，原因是刚性需求仍然存在，而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又减少了住房供给。2011年，苏州的GDP总量达到10716.99亿元，人均为87，607元，在中大型沿海城市中属于领先之列。
相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却在加重我国的结构失衡。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信贷的30-40%是发放给基础设施建设的，而政府几乎垄断了基础设施投资。
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用铁腕手段裁掉了地方政府手中的各种金融机构，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地方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又大张旗鼓地回来了，金融成为政府融资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直接的负面后果。如此一来，各地工业的资本密度越来越高，就业增长放缓，形成无发展的增长，即GDP上去了，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我国的银行偏好土地抵押，而政府手里有很多土地，银行因此很愿意给政府贷款
个人和社群又能靠什么来保护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呢？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比如出生证。在发达国家，即使是那些被控犯有十恶不赦罪行的人，也会被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利——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此，2.0版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无国籍人口、提供普遍的合法身份：通过立法和执法，确保每位公民都拥有记录在册的合法身份，而且在其出生之时就得到登记。此外，还应特别关注妇女以及无土地者、贫民窟居民、性工作者、待审囚犯和少年犯等弱势群体。
加强法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人们可能就没有机会走出贫困，无权享有免疫、教育、地契和福利等。
政府必须落实具体的措施，或者准许公民社会去落实这些措施，以确保贫困人群充分知晓他们享有的合法权利。我们已在一些地方见到它们的潜在成效，比如孟加拉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就通过在贫困社群培训数以千计的赤脚律师，巩固了贫困人群的合法权利。
合法身份是公正的基石。面前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正如1.0版千年发展目标列了一系列指标（比如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普及小学教育）一样，2.0版也应将攻克全面法律赋权面临的障碍以及其他问题列为指标。尽管全球经济处于下行之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UN)今年的报告仍显示，世界各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都出现了记录开始编制以来的首次减少。青少年会无辜地遭到拘留，耽误学习。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时候，世界才能战胜贫困。
我们要牢记，2015年时，全球仍会有10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全球约有40亿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穷人。
在很多地方，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只停留在纸面上，真正掌控局面的是非正式准则和机构，而这些非正式准则和机构往往不利于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然而，生活在贫困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享有何种权利。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进展并不一帆风顺，但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实现了这八大目标中的首个目标：靠每日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数减半。村子里的土地会遭采矿公司破坏，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
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并不高。贫困理应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关注重点之一，但我们却忽视了它的孪生灵侣(twin soul)：不公正。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这些成果就有可能会付之东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和主席，法兹勒·哈桑·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是公民社会团体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创始人和主席译者/王慧玲 进入专题： 法治 贫困 。
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赋权，贫困人群的生存就充满不确定性，要担心缺衣少食、居无定所、财产被强夺。不识字的寡妇会拿不到自己有权继承的遗产，被迫和孩子一起沦落街头。
但与此同时，社会不稳定和法治缺失也在困扰着人们。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等地发生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全球民主复兴的希望。
这一次，要给予贫困人口法律赋权(legal empowerment)、人权和无国籍以应有的重视。在那些正式法律体系腐化堕落的地方，应该建立其他机制，比如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便在法律之外确保公正。
我们呼吁联合国通过新的发展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版的千年发展目标。得到法律赋权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线。但仅仅立法还是不够的，因此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应该是唤醒意识和赋权个人和社群又能靠什么来保护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呢？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比如出生证。
在很多地方，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只停留在纸面上，真正掌控局面的是非正式准则和机构，而这些非正式准则和机构往往不利于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青少年会无辜地遭到拘留，耽误学习。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和主席，法兹勒·哈桑·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是公民社会团体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创始人和主席译者/王慧玲 进入专题： 法治 贫困 。在发达国家，即使是那些被控犯有十恶不赦罪行的人，也会被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利——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时候，世界才能战胜贫困。合法身份是公正的基石。